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份存在著。於是，”劳动所得”这个由於含意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著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後，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份，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份。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於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於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於每个各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外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它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於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麽，把其它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後；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随著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份涌流之後，－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多麽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经变成陈腔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於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於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於∶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於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为主要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甚麽又要开倒车呢？

　　４．”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它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麽－”劳动”。谁能了解，就让他去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偿，後一句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对他（工人阶级）说来，其它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著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在这里，资产阶级做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封建主和中间等级说来，是被当作革命阶级看待。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来说是革命的，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於他们即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说什麽对工人阶级来说，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宣布说∶”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萨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此外，在上面这一段里他的格言是勉强被塞进去的，他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这种做法当然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所干出来的廉价的无耻行径之一。

　　５．“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意图必然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党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的活动以後！

　　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经济上又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於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麽呢？就是意识到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它应当被当作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等价物。这样，关於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德国工人阶级就应当这样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级而已经同其它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义还差的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作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於一切民族各自在本国内从事贸易的意识。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於”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後，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取悦於自己的主人，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它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