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中国革命的特点
• 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
•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 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
• 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 中国革命规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提出的一个著名判断。它以形象化的说法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早在辛亥革命前，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刘师培等，都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并摘译过马克思的某些著作。1902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并称之为“社会主义之泰斗”，认为麦喀士之社会主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1905年，孙中山自称为“中国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者也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阶段，预计十几年内中国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可以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1905年11月，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认为它不同于那些“空言无所稗”的空想社会主义言论。1906年9月，廖仲恺在《社会主义史大纲》中认为，麦喀土(即马克思)的学说如决堤洪水，浩浩滔天势莫能御。从1907年到辛亥革命前，刘师培等在《天义报》上也曾陆续翻译和刊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内容。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所有这些传播和介绍均带有以下致命的弱点：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新的学说加以引证和评介，而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没有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更没有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从而在中国真正实行马克思主义；经常出自各不相同的政治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作随心所欲的介绍，有的人甚至故弄玄虚、鱼目混珠，随意歪曲。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十分明显，毛泽东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和革命本质的意义上，是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真正理解、掌握、以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作出这一判断的。十月革命能够给中国人民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进行了长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直在真心诚意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就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然而，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即使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就使先进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及其思想理论产生了怀疑和否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明显、尖锐，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压榨，作为战胜国中国的状况非但丝毫没有改善，反而日趋恶化，这也加剧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实践证明，中国欲图民族之复兴，人民欲求彻底之解放，必须重新探求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寻求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适应这一紧迫需要传人中国，并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正当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寻求革命真理和寻找新的解放道路的时候，十月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传人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基本相同，都受封建主义的压迫，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中国则更落后，所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突破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体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走俄国人的路使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的面目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并被越来越多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运而生，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陈延年、恽代英、瞿秋白等。实践证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不过是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列主义、选择了马列主义所指引的革命道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一种形象化表述。实际上在十月革命后的中国，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列宁主义传人中国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来自俄国的，也有来自日本、法国和德国的，日本则是向中国传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之一，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李大钊就是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使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革命的特点

　　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中分析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状况，揭示出中国革命的特点：（1）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2）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两个特点是毛泽东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通过分析中国国情特点得到的。他指出，从1921年到193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这18年中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从1936年到1938年期间，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就是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复杂地关联着的。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上述特点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幅员辽阔，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会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上述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除上述两个基本特点外，还有下述重要特点：从革命的主要方法主要形式上看，中国民主革命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从革命道路上看，必须走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因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在中国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上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早在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政权是用枪杆子取得的”著名论断。并领导了秋收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的，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是深入农村，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争民族的兵权。要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不是枪指挥党。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指出我们党自1921年成立至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由于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战争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而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背叛革命，一切民众运动都遭到了破坏。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斗争就不能解决。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是毛泽东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中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因为中国不是—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是要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帝国主义没有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反对军阀的国内战争，或者是联合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帝国主义举行武装进攻的时候，则是联合国内一切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阶级和阶层，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所有这些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除了武装斗争这个主要形式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如工人的斗争，农民的斗争，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政权的斗争，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必不可少，不容忽视的。没有这些斗争形式的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然而，其它斗争形式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工作，是为着准备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只有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

　　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的理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集中党内的正确意见，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同盟军和革命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1935年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及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继续作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论述。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中国的具体国情，认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毛泽东认为，认清中国的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1)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2)中国革命的任务。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就是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这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的。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3)中国革命的动力。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就是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中，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问题。只有认清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4)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之所以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里，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都已经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同时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已经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无产阶级了。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在政治上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各种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同时容许富农经济存在；在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建立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份。(5)中国革命的前途。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既然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所以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虽然替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但这只是中国革命一方面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等等。并且，这种社会主义因素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加上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最后，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就不会彻底地完成。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的论述，已为实践证明是完全有效的，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基本总结。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三大法宝的内容和意义作了更加完整的概括，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毛泽东关于三大法宝的思想还集中体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等著作中。(1)关于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他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代表的生产关系不同，对革命所持有的态度也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由于他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而赞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软弱，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又具有妥协性。这就决定了它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参加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无产阶级联合的力量，但是在一定历史环境下，它也会动摇，跟随大资产阶级离开统一战线。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所以当各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尖锐化，当革命锋芒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依附于某个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的时期内参加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就应该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应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共产党来说，这是实现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前提和条件。为了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保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强调，一定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革命斗争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等同看待，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孤立自己的“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混为一谈，忽视他们之间的原则差别。这种错误是无视资产阶级不但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事实，是放弃革命领导权，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的右倾投降主义。(2)关于革命的武装斗争。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具有和资本主义各国不同的情况。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势力，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毛泽东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争民族的兵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不仅要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而且要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仅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所以，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才能使自己由弱变强，使敌人由强变弱，最后战胜敌人，建立新中国。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还强调，战争和武装斗争必须和其它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否则，就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3)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党的纲领和政治路线决定着党的行动的总方向，决定着党的建设。要把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就必须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毛泽东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毛泽东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毛泽东关于三大法宝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杰出贡献。

中国革命规律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著作中阐明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从而构成中国革命的规律。只有完成前者才有可能去完成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这一中国革命的规律，是毛泽东通过分析中国国情和革命所处的时代特点发现的。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异常软弱，它不愿意也不可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中国“五四”运动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继续参加了革命，但革命的领导责任却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加上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是也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必然是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道路。另外，新民主主义革命又有其自身的规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等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其一是大资产阶级，它是革命的对象；其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它有两面性——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又有软弱、妥协性。因此，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必须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并且在特殊的条件下统一战线还可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包括在内，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中国国情决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这就决定了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有可能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发动、组织、武装和教育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进行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依据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正确认识，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胜利之后迅速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关于战胜敌人三大法宝的经验总结以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