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它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非常重要，对于党领导人民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惟一科学的思想路线，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使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形成的并经过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历了几个重大的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碰到的主要问题是克服不顾中国国情，照抄书本和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主要解决以王明为代表的直接把俄国革命的模式、把共产国际那一套直接用到中国革命上来，认为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完全脱离中国国情，因而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就特别强调地提出，实事求是，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碰到的主要问题，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和左的错误的束缚。不冲破这些束缚，就不能开辟一条新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方面，着重强调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解放思想，就做不成事，打破这一禁锢，那也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向前进的时候，面临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面临着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面临着国内各方面的深刻改革等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同志在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方面，突出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所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典范。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惟一选择。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邓小平理论，也没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这条思想路线也贯穿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理论之中，成为它们的精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方面有非常鲜明的特点。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敢于面对实际、面对困难、面对挑战，又积极探索解决的途径和应对的策略，推动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把实践的主动性和理论的自觉性结合起来。敢于面对困难、矛盾、挑战，迎难而上，这个非常重要。找出解决的办法和途径，付诸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提高，这就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理论新之多的重要原因。这需要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需要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求实精神。第二，既尊重老祖宗，又敢于讲新话，既高举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又沿着邓小平同志开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理论创新，把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探索出来的武装全党的理论成果。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强调要坚持邓小平理论，他们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典范，另一方面，形势在发展变化，因此邓小平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人的认识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我们认识可以有一定的预见，我们做出20年规划、30年规划，这都是预见。理论上也可以预见，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科学预见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是人的认识也难以超越现实，任何伟大的人物都不例外。理论的发展也是这样，作为前人和后人都是一个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有些问题前人解决了，形成了理论；有些问题前人出了题目，还没有来得及解决；有些题目是想解决，但暂时还没有条件，必须留待后人去解决；有些问题从大的原则上、思路上、框架上总体解决了，但是具体实践中还会碰到新的问题，还需要深化，需要细化，需要具体化，还要不断丰富；还有些问题，前人还没有碰到过，因此，理论必须发展，必须在实践中发展，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这就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邓小平理论也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那么对待邓小平理论也要以科学的态度。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来看，任何一个经典作家他都希望后人根据实际来运用他的理论，来发展他的理论，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一个终极真理。所以江泽民同志确实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强调坚持邓小平理论，同时也强调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他说，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庄严的历史责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最新的理论成果。这种庄严的承诺和艰辛的探索表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度的负责精神，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科学态度，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第三，致力于中国国情，中国面临的矛盾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任务，又放眼世界、关注世界，把研究中国和研究世界结合起来，以更宽阔的视野来指导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重视和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发展，研究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兴衰和执政党的成败，研究世界变化对我国现实和未来的影响，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江泽民同志对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的研究非常重视，我们是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日益强烈。这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中国和外国有别，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有许多相同的和相似的规律性的东西，治党治国治军也有许多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的有益成果，是一个文明发展的过程。我们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治党根本上不同，但也有某些东西是相同的。重视研究外国，为我所用，这样在指导实践和进行理论创造就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更富有成效。正因为如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国情，也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特征；不仅体现了当今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而且体现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精神；不仅反映了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发展的新要求，而且反映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发展的新要求。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富有科学真理性的重要因素，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和世界关注的重要原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俄罗斯共产党一个领导，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共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财富。因为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只有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代表人民的利益，才能站得住，这是实际的存在、科学的存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发展的、前进的。江泽民同志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要突破我们。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彻底的唯物辩证法世界观，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无畏的精神、宽阔的眼光、博大的胸怀。不断突破、不断前进，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所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还有许多新的矛盾，我们还需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所以，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并列举了十四个如何，等于给我们出了十四个题目。表明了党中央对新的探索的决心，也说明党中央给我们指出了新的探索方向，提出了新的探索的任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要不断的丰富、不断发展，现在提出了十四个如何，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个如何。这十四个如何解决了，又会有新的如何提出来。所以，我们只有按锦涛同志的要求去做，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决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算是真正掌握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我们今天所掌握的这个精髓，还要继续去探索，还要解决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三、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使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关于这个问题，我主要强调两个方面：第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个思想的提出，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也是首创。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且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把发展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是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成果就是三大文明。三个方面相互结合、相互交融，形成了社会的整体文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彼此紧密联系，而又有各自的发展规律，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存。只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都得到满足和保障，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都要求这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第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唯物辩证法高超的运用。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这个思想是唯物辩证法高超的运用。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的经验，也包含着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当今世界，改革是潮流，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你不改革不行，世界各国改革是一个潮流。发展是普遍的要求，不发展就不能提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新媒体发展很快，比如说网络、电视，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很清楚地知道本国的发展处在一个什么地位，我们的生活水平与其它国家人民的生活相比如何。可以说，任何一个领导国家的政党，都要在发展这个问题上经受考验。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现在，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例如：宗教、边界、恐怖主义、民族矛盾等。如何既改革又发展又保持稳定，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小平同志说，稳定压倒一切，这是非常英明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把改革发展稳定根据实践经验加以科学化、理论化，而且实践中我们也取得了成果，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创造。俄罗斯《消息周报》去年11月13日有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所有成就的前提，恰恰是政治问题。许多国家就是因为政局不稳、政局动乱，经济就衰退。我去年5月份到瑞士去访问，瑞士有几个国际问题专家与我们交谈时说，你们把改革发展稳定结合起来，而且提出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太微妙了，只有东方人，只有东方的智慧和哲学才能总结得出来。他是研究国际经济的，举了俄罗斯这个例子，发展稳定是相互制约的，政局不稳就会影响发展，发展不行也会影响稳定，这就会成为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结合起来。如何结合，是一门重要的领导艺术。善于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把握好“度”，是高超的领导艺术，是对总揽全局能力的重要体现，是一个领导集体成熟性的重要标志。处理好了这三者的关系，就从全局上、总体上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人民日报》今年7月3日国际版有一篇文章《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这篇文章联系国际形势特别是非洲一些国家的动乱，来说明稳定的重要性；《环球时报》6月3日，题目是《稳定就是幸福》，也是联系国际形势说明要珍惜稳定的形势，推进改革发展。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这里我想讲点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陆续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缺乏经验，当时只能是向苏联学习，以苏联为老师，当时我们都是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括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对人类的命运具有影响。但是，到了五十年代中，在苏联模式和经验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的情况下，毛主席及时提出了“以苏为鉴”，提出了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要独立探索一套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还提出，要在探索中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篇章。1956年初，毛泽东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经济部门领导同志的汇报，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探索成果的代表作。其中有六个关系，涉及经济，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比如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合理比例问题，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其核心是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应该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解放，是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来的。20年以后，邓小平1975年在给毛主席的信上还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我国的建设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在政治制度上，人民代表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是适合中国国情探索的成果。所以，江泽民同志曾经评价，这些制度鲜明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特点，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本质的东西不能变，这都是我们探索的成果。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族搞得乱七八糟，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自治制度很好地解决了民族问题，很成功。毛泽东进行了二十年的探索，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可惜的是，这种探索没有一以贯之地加以坚持，并付诸实践，以致出现了象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可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真正搞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探索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探索。在探索中坚持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方面，纠正了毛泽东同志错误的东西，同时在许多方面进行新的伟大创造。理论上形成了具有完整科学体系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形成了新的理论形态，产生了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小平同志坚持毛泽东正确的方面，抛弃、改造错误的东西，同时进行新的、艰苦的、全面的探索，最后形成邓小平理论。十一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使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我们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和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人问，既然主题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新的发展？主题是同一的，这正是科学理论创新的表现。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直坚持下去，今后再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主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这个主题变了，就麻烦了。所以，主题是同一的，但是它推进了、深化了、发展了。这个主题的探索，经过了五十年。1993年薄一波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从毛泽东思想开始探索，我理解，毛泽东时期是理论准备阶段。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初步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是可以说，这是这个理论正式提出和形成阶段。正式提出是在十二大开幕词里。江泽民同志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时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并进一步展开和发展时期。这个过程启示我们，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从客观上，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缺乏经验。加上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建立的，外部还有很强的敌对势力，战争的威胁、封锁、侵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很尖锐。当时是要年轻的苏维埃掐死在摇篮里，现在西方敌对势力仍然是亡我之心不死。因此从客观上，在这种环境下比较容易形成高度集中的发展模式。所以，对高度集中的模式也要历史地看。从主观上说，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思想上、理论上认识不清，甚至僵化，导致了体制模式上的僵化，因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二，我们要十分珍惜我们的探索成果。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活力，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世界很多舆论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造就了二十世纪最壮观的奇迹之一。世界银行专家曾经评价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它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这是我们应当感到欣慰并引以自豪的。我们经过了困难的岁月，也看到欣欣向荣的今天，我们参与了伟大的改革和建设，也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要倍加珍惜，要珍惜实践的成果，也要珍惜理论的成果，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三，理论探索和创新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种长过程将要继续下去。邓小平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以后还要经过若干阶段，我们要坚定信仰，坚定信心，继续探索，努力实践，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完成当前任务结合起来，把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结合起来，不自满、不气馁、不空谈、不争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才是真正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和精神状态，也是我们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