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过去：二战中的中国
—叶江教授在上海宝山淞沪抗战纪念馆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叶江1955年生。1971至1984年间曾当过清洁工、师范生、小学教师等。1987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世界近现代史专业史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关系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著有《解读美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美欧关系》、《大变局———全球化、冷战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等。

　　60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8月17日，天皇向在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发布敕谕，命令他们和平地投降。散布在远东、南亚、南洋和太平洋诸岛的330多万日本军队，其中在中国战场的日军人数达128万余，陆续向盟国投降。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签降仪式（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于9月9日在南京举行）。至此，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日法西斯轴心三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法西斯军国主义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结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以中国人民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永值铭记的历史与贡献

　　我们今天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不仅要加强对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遭受苦难的记忆，而且更要加强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记忆；不仅要深刻地记住中华民族在这场战争中被侵略、被奴役的痛苦，而且更要牢牢记住中华民族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和赢得尊严的骄傲。

　　今天，虽然二战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中国抗战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是，这一段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和复兴至关重要的过去，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就是要加强我们对过去这段历史的记忆，从而使全体中国人民不忘却过去，并牢记中华民族在这段历史中所遭受的苦难和所进行的殊死抗争。
　　其实，对于全世界每一个民族而言，保持历史的记忆是保持民族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维持民族认同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对于每一个正常的人来说，都应有正常的记忆。如果一个人失去记忆，那么他（她）就是一个病人，而且是病得不轻的人。忘却了自己的过去就失去了自我的认同，就不能看清现实中的自我，因此也就无法健康地面对未来。同样，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强烈的历史记忆，更不用说根本没有历史记忆，那就必然会失去民族的集体认同，丧失凝聚民族的力量，毁坏民族的统一，以致失去民族前进的方向乃至从根本上动摇民族生存的基础，更遑论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振兴。
　　今天，我们隆重地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就是在不断地加强我们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为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的持久生存、持续发展和不断复兴作贡献。中国人民在二战期间遭受了巨大灾难。在1937年的南京，日本侵略军就残酷地屠杀了中国军民30万，而在整个二战中，中国因战争而伤亡的人数高达3500万，是全世界各国人员损失之最。中国在整个抗战中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至60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损失，因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并不断地侵扰华北，而且1932年1月28日，日军还在上海的虹口挑起事端，进犯上海。这些都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有的这一切是我们绝对不能忘却的！我们更不能忘却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战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也绝对不能忘却，正是在抗战中，中华民族犹如火中的凤凰再现出其无限的生命力，经历战火的洗礼而重生，洗雪了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耻辱而成为世界大国。
　　所以，我们今天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不仅要加强对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遭受苦难的记忆，而且更要加强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记忆；不仅要深刻地记住中华民族在这场战争中被侵略、被奴役的痛苦，而且更要牢牢记住中华民族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和赢得尊严的骄傲。

　　假如没有中国的抗战

  　罗斯福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气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
　　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各民族中第一个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民族。大家知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就已经高举反法西斯侵略的大旗，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后的最初两年，在中国东北自发起来武装抗日的就达到30多万人，其中有诸如当时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领导的爱国官兵、自发保家卫国的农民武装大刀会、各种抗日民众自卫军、抗日救国义勇军等。1934年11月，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南满宣布成立，接着又成立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搏斗。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成立，赵尚志任总司令，抗日联军的抵抗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除了东北，中国人民在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地方都展开了顽强的抵抗。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中国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部在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之下，奋起抗战，致使日军死伤万余人；1933年，日本关东军进逼长城，驻守长城喜峰口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顽强反击；1933年夏，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浴血抗日，等等。所有这些抗争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意志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正是在这一系列比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早得多的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过程中，《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今天的国歌———在1934年诞生了！雄壮的歌声响彻中华民族的祖国大地，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行为和事迹，随着这雄壮的歌声而传遍世界，为随后的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一方面彻底打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略步骤，另一方面也打乱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侵略国家的战略结盟步骤，从而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略计划是迅速解决所谓的“中国事变”，在短期内征服中国，从而将中国作为其进一步称霸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向日本天皇裕仁保证，假如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本最多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中国任何的反抗。也就是说，日本军部的战争计划是在短期内打败中国、占领中国，然后进一步或者北进，发动入侵苏联的战争；或者南进，与美英正面对抗，迅速在太平洋地区争得霸权。但是，中国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弱胜强，顽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全面入侵，经过平津战斗、平型关大捷、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等一系列战役，给日本侵略者以重大的打击，彻底打破了日本法西斯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致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中国泥潭”，并由此完全打乱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地区扩张称霸的整体战略部署。
　　不仅如此，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还打乱了德、意、日相互勾结，建立紧密军事同盟的步骤。1936年11月，军国主义日本与纳粹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法西斯意大利加入，这是三个法西斯国家结盟的第一步。但是该协定并没有使得他们完全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勾结起来。于是三个法西斯国家，其中特别是日本和德国，为了共同的侵略扩张战略需要，从1938年起开始围绕缔结军事同盟问题进行谈判。然而，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战牵制了日本的主要军事力量，打乱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计划，因此，日本和德国就三国（德、日、意）建立军事同盟的谈判进行得非常不顺利。日本军部法西斯政府内部因日军主力深陷“中国泥潭”而在与德国及意大利结盟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一方面，以直接从事侵华战争的陆军为主的主签派（加上部分外务省内的所谓革新派），为了加速解决“中国事变”，主张快速签订三国军事同盟协定；另一方面，以海军和外务省多数成员构成的犹豫派则认为，缔结三国军事同盟会导致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加强对中国政府的援助，甚至还有可能使苏联直接介入其中，以致使“中国事变”更难解决。双方的争论结果是后者占了上风，因此1939年9月二战爆发时，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并没有按照纳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强硬派的计划而建立。这无疑对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侵略有重大意义。因为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因此而无法在大战爆发之前，在世界全局的范围内保持战略上的一致。虽然，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最终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但是三国之间的战略协调却始终未能真正地建立（比如在整个苏联的卫国战争时期，日本始终没有根据纳粹德国的要求从东面进攻苏联）。
　　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同盟缺乏真正的战略协调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在二战中，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各国之间则在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过程中保持着高度的战略协调。这种战略协调的集中表现就在于“先大西洋，后太平洋”即“先欧后亚”的战略原则的确立和实施。所谓“先欧后亚”的战略，就是以美、英、苏、中为主体的反法西斯盟国为了彻底打败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军事同盟，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战胜欧洲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然后再集中力量打败亚洲的军国主义日本的战略。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明确地对美国三军首脑说：“我们将要抓住大西洋战线，我们也同样要抓住太平洋战线，但是首要任务（指战胜德国）是紧迫的，太平洋上的行动将推迟下去。”而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则在卫国战争前夕指出：“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然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先欧后亚”战略能得以制订并实施的根本前提是中国坚持抗战。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从而把日军的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上，那么美国就不可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和之后都坚持实施以大西洋战线为主，首先集中力量打败纳粹德国的战略。罗斯福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气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同样，如果没有中国战场的牵制，那么，当德国在1941年6月发动侵苏战争后，日本就完全有可能根据纳粹德国的要求，配合行动，从远东夹击苏联。但是日本军部终因在中国用兵过多，并且有限的物资也都消耗在了中国战场，所以无法向苏联出兵，甚至直到纳粹德国的战车抵达苏联的莫斯科城郊，日本依然不敢轻举妄动，贸然进攻苏联。也正是由于中国军民的积极抗战拖住了大批的日军有生力量，因此苏联在卫国战争最关键的时候，能大胆地将远东西伯利亚的苏军主力调往西部前线与纳粹法西斯侵略军作殊死的斗争。
　　对英国而言，实施“先欧后亚”的战略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其中最为主要的表现就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国面对日本在缅甸的步步进逼以及意大利和德国在北非对英军的大力进攻时，决定将其主要力量放在大西洋一线的北非，而几乎完全放弃太平洋一线的缅甸。而恰恰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在1942年夏季应英国政府的邀请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帮助英国抵抗日军的入侵。虽然最终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的第一次入缅作战遭到了失败，但是中国远征军的行动却间接地帮助了英国在北非战场迅速取得胜利，保障了其“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
　　日本法西斯的最终灭亡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太平洋战场上相互配合、共同作战的结果，但中华民族自始至终的抗战，在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日本陆军总兵力的90%以及海空军的很大一部分兵力投放在中国战场，而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的主力依然被牵制在中国。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中国战场始终是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中日双方交战的兵力最高时达1000余万人，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共歼灭日军150余万人，而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伤亡为89万余人，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后击毙日军约8万人。在战争结束时，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日军人数为128万人。这一系列数字十分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为消灭日本法西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不能忘却的胜利与尊严

　　正是中国抗战的伟大胜利致使在国际法的法理上保证了中国在战后恢复对台湾的主权，直到今天，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这一由国际法所确立的客观现实。
　　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以及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绝对不能忘却的。
　　首先，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大战时期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众所周知，日本法西斯在向亚太地区疯狂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同时，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提出了极其蛊惑人心的口号———“将亚洲人从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然而，正是中国人民持久的英勇抗战彻底地暴露了日本法西斯侵略和奴役亚洲人民的本性。这一方面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亚洲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和奴役的斗志，另一方面也极大地赢得了美英等西方反法西斯盟国由衷的尊敬，并由此改变了西方大国对中国的看法。因为如果没有中华民族坚持对日本侵略的浴血抗争，在亚洲占有殖民地的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日本法西斯在亚太地区扩张的打击就会显得缺乏合法性。西方国家对中国看法的改变显然十分有助于提高中国在战时国际体系中，尤其是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地位。自近代以来中国被破坏了的大国形象自那时起重新得以树立。
　　其次，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并最终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也为战后确立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在二战的形势开始发生有利于反法西斯力量的转折，而中国的抗日战争还处于艰苦相持阶段的1943年，中国同美国和英国签署了后来被简称为《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的两个双边条约。这两个条约废除了除香港问题以外的美、英全部对华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废除治外法权、特权和租界等。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为战后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4年8月至10月，中国和美、苏、英、法的代表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就战后组建联合国达成了协议，1945年6月在旧金山会议上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加上没有出席的波兰，最初签署国一共有51个。由于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该宪章确定中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战后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从此确立，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最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战的胜利还在国际法层面上确立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1941年12月，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废止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一切涉及中日关系的条约、协定、合同，并将收复台湾。1943年12月，在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中，三国明确规定，日本应将所窃取于中国的包括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在内的土地，归还中国。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在《日本投降条款》中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澎湖列岛，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由此可见，正是中国抗战的伟大胜利使得在国际法的法理上保证了中国在战后恢复对台湾的主权，直到今天，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这一由国际法所确立的客观现实。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结束60周年了。中华民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那一时期可歌可泣的历史，同时也在战争烈火的洗礼之中为自己的祖国重新找回了应有的大国方位。作为中华民族传人的我们决不能忘却这过去的一切，我们只有不断地加强对中华民族前辈们在英勇的抗战中所涌现的英雄事迹的记忆，不断地记诵和传播中华民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才能不断地加强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团结和统一，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振兴！
　　（2005年8月18日应东方讲坛之邀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