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晓之光: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

    1920年5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刊出了“劳动者纪念号”,这是陈独秀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

    1920年2月19日,农历除夕,一艘由天津起航的客轮徐徐抵达了上海。天气很冷,寒风夹着雪珠,陈独秀从船上下来连连打着寒战,连日的疲惫加上着凉,他感冒了。一下船就由他的学生许德珩和张国焘安排,住进了惠中旅社。
    坐落在汉口路上的惠中旅社是上海滩颇为高档的旅社,但陈独秀感冒缠身、孤身一人还是颇感不便,于是过了年陈独秀便被他的同乡好友汪孟邹接去,住进了他主办的亚东图书馆,4月初又搬到了他的同乡原安徽督军柏文蔚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现南昌路100弄2号)的私宅。
    这是一座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独门独户,一客厅一厢房,上下二层。环龙路地处法租界,与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仅一步之遥;与霞飞路(今淮海路)也不过几分钟的路程,闹中取静,既安全又舒适。但近百年过去了,老渔阳里的这两排住宅已经衰微破败,只有2号那色泽暗淡的水泥砂浆外墙上挂着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铭牌,似乎还在提醒着人们:这里住着一位中共建党史上绕不开的伟人。也是在这里,发生过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和独特光亮的故事!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是由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的,1916年9月1日改名《新青年》,在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陈独秀一到上海,虽身患感冒,仍对报界发表了谈话。他说“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觉醒。以20世纪政治眼光观之……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是太息者也”。(《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这表明,他的目光与精力,已由学生界、知识界,开始转向工人阶级;由北京转向上海。
    陈独秀身在上海,裘弊金尽,没有职业,生活清苦,靠写文章、编刊物、到处演讲为业。他花了很长时间深入工人之中,与各色人等控制的工会打交道,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团结一万个也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必须“另外自己组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4月2日,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4月18日,他参加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组织的劳动节纪念大会筹备会,发表“劳工旨要”的演说。同时在这次筹备会上,被推荐为顾问及中华工业协会的教育主席,自愿出任工人的义务教授。
    “五一”劳动节到了,上海5000多工人在西门体育场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一时红旗招展,欢声震天。人越聚越多,西门体育场容纳不下了,大会组织者不得不一次次地变更场地,最后定在了老靶子场。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陈独秀作了演讲。最后大会通过决议,第一次提出了8小时工作在内的“三八制”要求;发出了“抗议军阀压迫”、“劳工万岁”的呼声。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六号定为“劳动节纪念号”,篇幅由原来每期130页至200页猛增到400页,广泛而又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工作、教育、帮会、结社等各方面的生存状况。蔡和森认为:这是陈独秀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导致了《新青年》的停刊:陈独秀提出,这一期刊物虽然有400页,但是专门为下层无产者写作发行的,不应该加价。但《新青年》杂志的出版方群益书社老板陈子沛陈子寿两兄弟认为,这一期页数太多,又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费就贵了许多,如果不加价亏本太多,一定要加价。这样双方就闹翻了。   
    于是陈独秀决定酝酿成立“新青年社”自办发行。4个多月后,《新青年》杂志复刊,但它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1920年代的上海星汉灿烂:毛泽东、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戴季陶、李汉俊,有的稍纵即逝,如流星一般陨落;有的高挂夜空,永远闪烁迷人夺目的光亮

    1920年代,当时身居北京的鲁迅先生感慨道:“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古战场的情景”。
    而上海恰恰相反。除了1920年从北京迁回上海的《新青年》外,邵力子主编的《觉悟》(《民国日报》副刊),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等,已经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探索与宣传,一群最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聚集到了上海。  
    1919年,年仅21岁的施存统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因《浙江新潮》向他约稿,写了《非孝》一文。行文很简单:施存统从小就受祖母养育,因而他深深爱着自己的祖母。由于家境贫寒,祖母终日操劳,还要受到祖父的打骂虐待,45岁就去世了。施存统写道:“中国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我要为祖母尽孝,就要反对虐待祖母的祖父;而我同样要为祖父尽孝,又不能反对他。因此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文章洋洋洒洒,充盈着对封建传统的反叛精神。此文一出,舆论哗然,施存统被视为“孔夫子的叛徒”,被开除出校。刊登此文的《浙江新潮》遭当局查封。于是施存统与《浙江新潮》的主编、年仅20岁的俞秀松,一起离开浙江去北京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活动破产后,又一起来到上海。
    陈望道也是因受《非孝》的风波影响而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退出的。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他家境贫寒,父母含辛茹苦供他上学,之后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在浙江一师当国文教员,有了一个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但“一师风潮”后当局一定要开除校长经亨颐,陈望道决心与校长同进退,便自动离职到上海找到了戴季陶。
    戴季陶和邵力子希望他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陈望道欣然应诺。陈望道带着厚厚的一叠书与朋友们的殷殷期望,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义乌分水塘一个贫瘠的小山村里,点亮一盏小油灯,夜以继日地工作了起来。
    1920年5月末陈望道带着翻译好的《共产党宣言》文稿来到上海。按照原定的计划该书是准备在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里连载的。但《星期评论》在6月底被当局查封了。陈独秀决定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即“新青年社”出单行本。这本书竖版直排,用5号铅字,全书共56页,原本是水红色的封面,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半身坐像的照片,上面写着:共产党宣言,马格思、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上面还印着一行小字“社会主义研究社小丛书第一辑”。但是非常可惜,水红色封面版的封面将“共产党宣言”误排成“共党产宣言”。定价为“大洋一角”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正式出版,第一版1000本很快售尽,9月重印1000本,旋即售罄。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界上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后来在对斯诺的谈话中深情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三本书之一。”
    毛泽东是1920年5月抵达上海的。1919年末他在湖南领导了驱张运动,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与社会各界的支持,大获成功。他到北京拜访了李大钊、胡适等,然后来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花园旁哈同路民厚里29号(现安义路63号)一个石库门房子里。
    5月9日,毛泽东赶到黄浦江畔的码头送别了又一批赴法国留学的6位新民学会的朋友,以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与陈独秀多次相见。
    在老渔阳里2号,毛泽东与陈独秀促膝长谈,以后毛泽东对斯诺曾回忆过这些长谈: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7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去湖南。临行前毛泽东曾要求陈独秀今后多给他寄些书去。陈独秀没有爽约,1920年9月,《新青年》复刊,11月《共产党》秘密创刊。陈独秀多次将这些刊物寄到湖南,并督促他尽早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在湖南建立“文化书社”缺少资金,陈独秀亲自出面慷慨相助。在同文化书社正式签约进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陈独秀作“信用介绍,免去押金”的出版社有新青年社、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等好几家。1921年1月13日毛泽东亲手创建的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1921年4月,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上海,专门拜访了一位27岁的年轻人———李汉俊,同行的有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者村田孜郎。李汉俊原名李书诗,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哥哥李书城的寓所里召开的。1904年,年仅12岁的李汉俊就到日本留学,1918年底回到上海与戴季陶共同编辑《星期评论》。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游记》里写道:“李氏乃身材不高之青年,发稍长,长脸,血色不足,目带才气”。芥川认为:“李氏年仅二十八岁,按信条应为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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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在当时的中国,在上海,已经聚集起了这么一群随时准备用自己的血肉身躯在荒野播种,随时准备掏出自己的心当火把,点亮着去照耀这个世界的青年人……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这是划时代的大事件

    1920年5月初,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沈玄庐、施存统、王仲甫等7人在老渔阳里2号聚会,商议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其实陈独秀发起成立这个研究社,初衷是加快翻译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刊物第一种。此外还有沈雁冰翻译的列宁《国家与革命》(他只翻译完成了第一章),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阶级斗争》,李季翻译的柯普卡《社会主义史》,李汉俊翻译的马尔西《资本论入门》等。
    6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在陈独秀寓所至少召开了2次会议。据俞秀松回忆:”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
    据张申府回忆:1920年中旬,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京收到陈独秀的来信。陈独秀解释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拿不准,要同李大钊和张申府商量。
    李大钊告诉张申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改称共产党,你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张申府不仅写了回信,这一年暑假还专程到上海与陈独秀讨论建党的事。
    时间进入了1920年的8月,暑气升腾,但中国革命的热气似乎更高!让我们记住这一庄严而神圣的时刻:8月初的一个早上,17名身着长衫或穿着西装、年轻的或已经不再年轻的男子鱼贯进入了挂着《新青年》出版社铭牌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他们是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赵世炎、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李启汉、刘伯垂、杨明斋等,自然还有陈独秀,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大会。(在2010年《党史文苑》“陈独秀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始末”一文中,17人中无赵世炎、李季、刘伯垂。另3人为林伯渠、李中、沈泽民,笔者采用的是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中所录的名单)没有史料证明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他的翻译、俄籍华人、俄共党员山东汉子杨明斋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是在上海工作生活的,但也有一些人是因维经斯基的要求由陈独秀出面邀请从外地赶来的。之后他们也带着建党的任务去了外地。像施存统与周佛海去了日本,赵世炎与陈公培去了法国,刘伯垂去了武汉。大会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大会通过的各项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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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是《新青年》作为上海发起组公开的刊物尽快复刊,同时立刻筹建出版一个党的秘密刊物,从思想上与理论上指导各地建党。9月1日停刊已有4个月的《新青年》复刊,在当时所有的出版物中采用了文章横排与加新式标点符号,令人耳目一新。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论述了“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的合理性。《新青年》上开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主要译载当时世界各国报刊对苏维埃俄国的介绍与俄国革命理论研究,翻译者几乎都是上海发起组的成员,如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杨明斋等。
    其二是组织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特别委派上海发起组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这项工作。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即原维经斯基的寓所成立,首批成员有8人。
    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同时,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商议决定,在新渔阳里6号挂牌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并在报上公开招收学生。这可以讲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主要由他与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教授俄语。此外还有英文与日文两个班,由李达、李汉俊、袁振英等分别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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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是开展工人运动。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上海发起组的成员十分重视工人运动。8月15日,《劳动界》周刊创刊。8月17日,《民国日报》在《劳动界出版告白》一文中明确指出:“此周刊由陈独秀与李汉俊两君发起”,“宗旨在改良劳动界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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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日,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到会的有上海各厂代表七八十人。陈独秀、李汉俊等上海发起组成员以“参观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陈独秀还为这个工会草拟了章程。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工人有上千人。陈独秀与孙中山、戴季陶等一道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演讲。孙先生的演讲长达2小时,但工人无一退场。随后上海发起组还帮助印刷、纺织等各界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会。
    1920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纪念日,上海发起组的内部机关刊物正式出版,由李达担任主编。该刊物开宗明义取名《共产党》,第一期就印了5000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表明“共产党”的大旗第一次在上海、在中国正式举起。
    取名“共产党”不是陈独秀一个人的主张,而是集中了当时最先进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智慧。前已说过,陈独秀曾写信给李大钊与张申府征求过意见:新建立的组织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大钊明确指出叫“共产党”。(《俞秀松烈士日记》及张申府《一大前后》)毛泽东也曾和远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商量过新成立的党的名字,蔡和森回信说“就叫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在《共产党》创刊号发表了创刊词《短言》,文中说:“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来,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主义,跟着俄罗斯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式不可。”
    几乎就在《共产党》杂志创刊的同时,陈独秀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非常可惜,这个宣言的中文稿已经遗失,但在20世纪50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的档案中有它的俄文稿。翻译者特别注明:“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即1920年)十一月间决定的。”在这个“宣言”里,中国共产党人以宏大的气魄表明了他们的最终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压迫、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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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比作中国共产党的“胚胎”,或者“产房”。其实它更像是在漫漫长夜里升起的一道璀璨霞光。一个伟大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很快就要到来。


来源:上海观察,作者:吴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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