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早期的“一号机密” 到底是什么?

    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同时也是党诞生前的孕育之地和诞生后的早期活动中心。据史料记载,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往瑞金,在近12年的时间里,除了有几次短暂的迁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都设在上海。在充满艰险的岁月里,许多隐蔽战线的英豪怀着坚定信念,以自己的顽强不屈和机智勇敢,为确保党的秘密机关安全立下了不朽功勋。

19年,十多人用生命守护党早期的“一号机密”

    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如今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号机密”,在中共内部被称为“中央文库”。这些档案有2万余件,几乎集中了党的“六大”以前所有的重要文件。从1930年中央文库正式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19年的岁月里,先后有10多位同志及其亲属用鲜血和汗水,让它们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围剿下的上海奇迹般完好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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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鉴于各种文件积累越来越多,中共中央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文余里专门设立了文件保管处,从属中央秘书处。1933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出于安全考虑,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无法随行。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接受了为党保存中央文库的任务。为掩人耳目,他们在党的资助下,开了一家湘绣店。白天穿着入时地经商,到了晚上,则反锁门窗,通宵达旦地整理党的“一号机密”。他们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稿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抄成小字,又把原有文稿纸的空白边剪裁下来,目的是便于中央文库的保存和转移。
    自从接手保管中央文库后,陈为人深居简出,对外由韩慧英出面,与她保持单线联系的是代号为“张老太爷”的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除此之外,如果在陈家—旦发现任何陌生人,即使是党内同志,也必须立即转移,以保证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党内虽有不少同志知道有一个中央文库,但从不知文库的具体位置。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夫妇俩甚至在家里搁上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叮嘱:一旦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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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疯狂搜捕地下党人,环境一天比一天严峻。一天,韩慧英像往常一样,去法租界雷米路(今永康路)给“张老太爷”送文件。不料,由于叛徒告密,“张老太爷”被捕,她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韩慧英和丈夫陈为人有约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她不回来,就意味着出事了。左等右等未见妻子回来,陈为人感到不妙,马上转移中央文库。按照党的规定,存放档案的地点必须是单幢房屋,可是要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房子实在不易。他想尽办法,最后找到小沙渡路(现西康路)合兴坊15号一幢免铺保的两层楼房,每月租金30块银元。这对陈为人来说太昂贵了,但他还是咬咬牙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了下来。当时,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断了经费来源。要交房租,还要抚养3个未成年的孩子,陈为人只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后,他把二楼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不能动,得维持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陈为人买了一条干鱼,不过,不是用来吃,而是给人看的。他在楼下的厨房里把红薯烧好以后,每次在上面盖一片干鱼再端到楼上。这是做给房东看的,等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馋。因为,鱼片是个“道具”,明天还要接着用。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全家一天仅吃两顿山芋粥,孩子们饿得哇哇哭;陈为人由于缺乏营养肺病复发,不停地咳嗽,没钱到医院治疗就只好吃生萝卜。尽管如此,陈为人依然孜孜不倦地整理文件。过了几个月,妻妹韩慧如接信从河北来上海,帮助陈为人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每当晚上孩子们安睡,陈为人常抱病打开箱子,请韩慧如一起上下翻动,防止文件受潮发霉。同年底,受尽酷刑的韩慧英因坚称自己是走错门户,敌人找不出破绽,便把她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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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陈为人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有所缓解。但那时他的肺病已经非常严重,党组织鉴于其健康状况,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给中央特科。陈为人移交中央文库的时候,他已保管了4年的时间。在这4年里,他硬是将20多箱的文件压缩到6个皮箱中,并将文件按作者、地区、时间和标题编写目录、分类装箱。为了便于查找,陈为人还写了“开箱必读”。1936年底,他把最后一箱文件移交完,回到家里以后,人就瘫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吐血,不省人事。1937年3月12日晚,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此后中央文库一直处在周恩来及中央特科的领导之下,并有多人参与保管这批重要文件。在那个严酷年代,文库多次面临极度危险的境地,被不停地辗转转移,屡迁库址,保管者也数易其人,但最终在共产党员的手中安然走进新中国。
    1949年9月,当参与保管的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整个“中央文库”护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时,人们发现,全部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如今,这批“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收藏于中央档案馆,它们成为研究、编写早期党史、军史的重要资料。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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