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到底是巨蟹座还是狮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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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时间的艰难求证

    经过研究人员的调查,党的生日应为7月23日。而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当初毛泽东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而不是诞生日,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不予改变,有关庆祝活动照旧在7月1日举行。
    中共一大的几位参加者对一大召开时间的说法完全不同——
    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说:“1921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共产党成立大会。”毛泽东所说的“五月”,很可能指的是农历。
    董必武在1937年则对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说:“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
    张国焘在1953年写道:“1921年五月(也应是农历)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次会议。”
    陈潭秋在1936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用俄文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描述只能译成“7月底”或“7月下半月”、“7月下旬”。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日益壮大,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也就提到日程上来。可是,说不清一个具体的日期,毕竟会给纪念活动带来困难。1938年5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泽东跟董必武商量之后,表示“这样吧,就用7月的头一天作为纪念日”,于是定下了以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

    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确定了每年的7月1日为诞生纪念日,但是,执着的学者仍然想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
    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后来当了汪伪政权二号人物的大叛徒、大汉奸陈公博,在参加了中共一大后的1923年初,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中共党籍,同年2月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在那里撰写的毕业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竟然成为探索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钥匙。
    1960年当美国教授韦慕庭见到那尘封已久的陈公博在1924年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这篇论文时,感到困惑。韦慕庭写道:“现在中国共产党把7月1日作为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建立的日子来纪念。但对这次大会实际上何时举行来说,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说是5月,有的说是7月。陈公博写他的论文时,仅在他参加了这次大会的两年半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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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臣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在工作之余,喜欢通读《新青年》。1961年,当李俊臣读着《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时,对其中陈公博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产生了很大兴趣。
    虽然,《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是1921年8月的文章,发表已经40年了,不知有多少人读过它;可是,对文中的“密码”,却一直没有破译过。当李俊臣读此文时,才辨出文中有不少的“暗语”。
    陈公博写着:“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起程赴沪。”
    乍一看,这只是一篇普通的旅游见闻罢了,40年来谁都这么以为。然而,李俊臣却联想到中共一大,顿时眼前一亮:那“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这类,纯属遮眼掩耳之语,而“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那“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合我未完的手续”,分明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此文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因为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文章,是陈公博在中共一大刚刚结束时写的!只是因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不便点明中共一大,这才拐弯抹角,故意指桑为槐。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沪是7月21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7月22日。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有更多的学者和专家加入到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考证中。详细探讨这一重要课题并做出比较大的贡献的是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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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参加过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并当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都有文章回忆说,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
    于是,研究人员就此展开调查,很快找到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的《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以及8月2日的后续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新闻报》和《申报》的报道,虽然在对案件性质的判断上有些出入,但就案件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点来看,两则消息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
    当研究人员将这一研究成果上报到中央后,得到了当时主管中央宣教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中央书记处还专门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当初毛泽东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而不是诞生日,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不予改变。不过,在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生日确定为7月23日,只是有关庆祝活动照旧在7月1日举行。


来源《半月谈》,作者:何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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