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前后的陈独秀在上海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自然会想到陈独秀1915年至1922年期间在上海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呕心沥血的丰功卫绩。
    陈独秀,安徽安庆人,他17岁考中秀才,1910年起三次赴日本留学,精通中国古文、熟悉日文、法文,很有才华。他在日本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回国后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

嵩山路吉谊里21号:《新青年》创刊

    1915年夏,陈独秀来到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同年9月他经人介绍负责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薪金200元。9月15日第一期创刊号上,陈独秀热血奔腾书写了《敬告青年》一文,他说:自由的而非自由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号召青年们战胜恶社会,解放思想,与旧传统、旧思想决裂。《青年》杂志问世后,受到广大青年热烈欢迎,马上销售罄空,从笫二期起改名《新青年》每期发行量1.6万册。1917年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去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到北京箭杆胡同9号,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陈独秀的活动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监视,1919年6月11日因散发传单遭拘捕,9月在全国许多知名人士和群众团体通电保释下获得释放。为了躲避进一步迫害,在李大钊安排下,化装成生意人,雇了一辆骡车,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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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渔阳里2号里:《共产党》月刊编辑室

    1920年初陈独秀回到上海,许德珩和张国焘将他安排在环龙路(今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2号。法租界老渔阳里建于1921年,是老式石库门里弄,二层砖木结构,8幢坐北朝南行列式布局。距热闹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不远,闹中取静。2号是二层两开间石库门,底层客厅、厢房,灶披间,楼上前楼、厢房、亭子间客厅前有小天井,乌黑实木对开大门关上私密性很好。人称柏公馆,原来主人是安徽都督柏文蔚寓所,后来柏文蔚另有重任离沪。十分巧合,陈独秀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受邀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过了九年住进都督在沪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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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以同乡身份租住下来,底层客厅是他的会客地方,厢房是《新青年》编辑部,楼上厢房是他卧室,前楼是书房,亭子间后来曾做《共产党》月刊编辑室。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住下后,老渔阳里2号热闹起来,许多热血青年常来到石库门客厅请教救国之策略,陈独秀忙得不可开交,他在客厅挂上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15分钟为限”,他常坐在皮面靠背摇椅上与青年戚悉交谈。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老朋友也是常客,李汉俊后来住在亭子间做《共产党》月刊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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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4月,三位俄国人来到老渔阳里2号客厅,他们是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和夫人库茨涅佐娃及翻译俄藉华人杨明斋。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交了李大钊的介绍信,信中说维经斯基是俄共中央政治局派出的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事务全权代表,抵达远东目的: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陈独秀看了信后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很激动地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政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陈独秀与维经斯基交谈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合适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隔天,维经斯基通过与社会各种人物会见交谈后感觉到中国新思想活跃,但不统一,停留在讲演写文章层面上,没有组织没有实际行动。他向共产国际报告说陈独秀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共产党宣言》的印刷地

    中国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陈独秀除了编辑《新靑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外,他深感到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的重要性。他在北京时读英文版时就主张尽快译成中文,他说“这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陈独秀忙不过来,希望孙中山秘书戴季陶完成,但是迟迟不动笔,《中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向陈独秀推荐陈望道,陈独秀知道陈望道精通日文、英文,具有马克思主义常识,是个好人选。邵力子与陈独秀商定后,向陈望道发出邀请函并随函寄了一本日文版。1919年底陈望道辞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员工作,回到家乡义乌水塘村,专心致志翻译《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十分关心原著的翻译准确性,通过北京李大钊借到英文版寄给陈望道。1920年4月陈望道经过几个月工作终于完成了中文版翻译,他说费了平生释书的五倍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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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陈望道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电报,邀请他当编辑,他动身到上海后,把《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和日本版、英文版书交给李汉俊,请他校对,再给陈独秀审定。6月28日三个版本送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非常高兴,他把手头工作暂放下,聚精会神认真阅稿,不停地把三个版本进行比较,最后露出笑容,对在身边的戴季陶说非常满意。戴季陶原想中文版译稿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6月6日《星期评论》已被当局查封,在发愁时,陈独秀决定出单行本,让更多民众看到完整的《共产党宣言》。维经斯基知道此事后筹措了印刷经费,在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建立小型印刷厂,对外叫又新印刷所。

老渔阳里2号:毛泽东拜访陈独秀

    社会主义研究社将《共产党宣言》列为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种出版发行,封面是个占五分之四幅面的马克思像。又新印刷所印刷《共产党宣言》时,毛泽东到上海寻找陈独秀,在又新印刷所与正在检查印刷单行本的陈望道相遇,陈望道热情地将刚印刷的《共产党宣言》送给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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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几天,毛泽东在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陈独秀,两人交流了情况后,陈独秀向毛泽东推荐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书籍,他劝毛泽东多读一点马克思的书,“马克思说,劳动者与资产阶级战斗,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1920年8月印刷的《共产党宣言》1000册,几天就售完,又加印1000册又销售一空,后来加印10多次。同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长篇论文,大段引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第三章的经典论述,他明确指出: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指引的道路。

老渔阳里2号: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

    陈独秀在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导和统一革命同志的思想同时着手组织筹建,1920年6月在老渔阳里2号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共产党组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骨干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出席,初名为“社会共产党”,并起草党纲,党纲草案有十条。在征求北京李大钊意见后,组织名决定为“共产党”。经过思想和组织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沈玄庐、杨明斋、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俊汉、袁振英、沈泽民、李中、周佛海等,陈独秀为书记。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是办公场所,陈独秀常在此开会,研究商量工人运动和党务活动。同年12年陈独秀受聘广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新青年》由陈望道负责编辑工作,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仍留在老渔阳里2号负责工运和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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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6月,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城市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来到上海找李达和李俊汉了解中国共产党筹备工作情况,认为成立全国性党组织条件成熟。李达与在广州陈独秀和在北京李大钊联系后,决定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前夕陈独秀因公务无法脱身,临时推举张国焘为会议主持人,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老渔阳里2号,与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组织主任张国焘常在一起商量党务工作。同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党务活动更繁忙,陈独秀每周要召开两次会议,并着手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南成都路辅德里(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中共二大

    陈独秀的活动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监视,1921年10月4日下午,巡捕房派人查抄了老渔阳里2号,将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在场的杨明斋、包惠僧等带走,还搜查房间内积存的《新青年》和一些印刷物。10月5月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有害租界治安”。10月6日上海《申报》发表了陈独秀遭到被捕的报道,激起社会各界关注,孙中山、蔡元培、胡适等呼吁释放,想方设法营救,10月26日终于获释。李达、张太雷、张国焘等租了一辆车,到会审公堂将陈独秀接上车,路上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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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出牢后,仍住在老渔阳里2号,继续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以中共中央局书记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号召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1922年7月16日在南成都路辅德里(今成都北路7弄30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出席会议,开了8天会多次更换地点,才得以顺利进行,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正当他根据会议精神进一步推动革命斗争时,8月5日临近中午时,法租界巡捕又闯进老渔阳里2号,逮捕陈独秀,查抄了大量书籍和文件,陈独秀被捕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呼吁释放陈独秀,开展了大规模营救活动,蔡元培等社会著名人士要求法国公使下令释放陈独秀。8月18日法租界当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将陈独秀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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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出于安全考虑,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稍住一段后,秘密转移到别处。

   (作者:娄承浩,上海石库门文化研究中心专家、上海城市记忆丛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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